多方通信中国“布道者”

互联网使中国和欧美在科技领域的“时差”越来越短，一般国外先进的商业模式在诞生一年之内都会被移植到中国。正是在这个背景下，国内多方通信行业在中国的滞后才如此令人不解。

多方通信已经伴随着美国的现代商业文明走过了近30年，因为它能利用通信和互联网技术极大地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，所以已经覆盖了超过90%的美国企业。从最初单一的多人电话会议，进化到如今的电话、视频和网络相融合的多媒体通信，多方通信被华尔街认为是“改变了商业”。可就是这样一个高度商业文明的产物直到21世纪初才在中国出现，国内第一批多方通信企业上海会畅的CEO黄元庚在2003年回国创业时，国内的多方通信市场几乎为0，而七年之后的数字更加触目惊心：不到1%！

“这是个潜力巨大的行业，但遗憾的是，中国传统的管理理念和管理结构并不是好的土壤。”黄元庚甚至不能预期行业未来的爆发点，“不确定的因素太多，国家相关政策、商业市场化程度等都能决定行业的走势，但关键是蛋糕都还没做起来。”

告别硬件时代

上世纪80、90年代，思科、Avaya等设备商统治着多方通信市场。在那个以硬件为驱动力的市场环境下，服务并非是最关键的考量标准。“它们只是把设备卖给你，并不为某次会议出现的问题买单，完全没有售后服务的概念。”黄元庚曾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，见证了多方通信从无到有的过程，在他的印象里，“那个时候的确需要多方通信，但老实说，并不好用。”

而改变这一切的则是一个中国人。1996年，后来成为华人创投界领军人物之一的朱敏创办了WebEx。这个不用买设备、不用租带宽的服务性产品甫一出现，就立即震惊了硅谷。之后的发展速度也快得惊人，2000年7月，WebEx成功登陆纳斯达克，市值为十几亿美元。这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因为同年3月“互联网泡沫”的破灭，使得资本市场极其排斥互联网企业。但WebEx不仅做到了上市，而且股价翻了近5倍。到2007年被思科收购时，成交价格已达到了32亿美元。

WebEx不仅仅改变了多方通信的载体和方式，最关键的是它填补了产业链下游的“真空带”。用户再也不用承担高昂的设备费用，同时还能享受到优质的服务。正如黄元庚所说，这个行业其实是“服务创造价值”，而不是“技术创造价值”，“如果以一个量化的标准来衡量，服务提供商至少占据了利润总额的八成。”因此，短短几年时间，以服务为驱动力的多方通信已经占据了94%的市场，而传统的设备解决方案萎缩到只有6%的市场。

如今多方通信的产业链已趋完整，思科、Avaya、华为等负责通信网络建设，Intercall、WebEx等提供平台以及系统，而像会畅这样的服务商则直接面对用户。

处于下游，且没有掌握核心技术，会畅是否只是个代理商？黄元庚对此并不认同，“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思科是为我们打工的。我们只是把网络和平台的东西外包出去，专心做服务。这其中也没有知识产权的问题，正如电信运营商把网络和IT都外包出去一样，它们也从没谈过什么知识产权。”

而会畅所做的也绝非代理那么简单。在完成外包后，他们还要去跟世界各地的电信运营商租带宽，这并不是一件易事。在已开通的100多个国家中，保证多方通话的质量和稳定性，尽可能地减少错误和延时，这都需要会畅大量的协调工作。此外，诸如如何在400电话和长途电话之间切换这样的细节问题更是多如牛毛。

在黄元庚看来，多方通信之所以完成了从“硬”到“软”的转变，其实是用户和时代的需求所致。从起初昂贵的“八爪鱼(电话会议中类似于交换机的设备)”，到如今利用电脑、手机随时随地参加多方会议，人类对商业社会的理解方式正在从通信向互联网过渡，而这同样符合产业软化的规律。

水土不服？

但正是这个拥有纯粹“中国基因”的“舶来品”，却处在国内外“冰火两重天”的窘境下，经过了近十年的自愈，依然不见起色。此前太多的“舶来品”折戟中国，这不禁让人担心水土不服才是多方通信的病因所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