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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着这起比四年前毒奶粉还要惨的悲剧,我想问一句,主管教育卫生的副市长杜长平和她的同事们,这四年改正几何,加强多少?
看到阜阳19名儿童感染肠道病毒死亡的报道,我立马想起四年前该市主管教育卫生的副市长杜长平女士一席话,“我不想去引咎辞职,我还想继续干下去,我想找到了工作的薄弱环节和缺点是为了改正,是为了加强。”在阜阳市政府网上,杜女士还赫然在副市长之列中。对着这起比四年前毒奶粉还要惨的悲剧,我想问一句,杜长平和她的同事们,这四年改正几何,加强多少?
2004年4月底被报道的那起毒奶粉事件,引起多名儿童殒命,当地有关部门言之凿凿地站出来要吸取教训。可仅仅四年,同一个地方发生剧情几乎重复的悲剧,而且当地政府部门在事情发生之初的“捂盖子”手法依旧,让“专家”在该市媒体上辟谣。但谣言一次次被证明是事实时,当地政府公信力受到极大损害,这类“辟谣”手法只能使事态更为严重罢了。
联想到阜阳中院窝案发生后,行贿者依然端坐官位,再联想到“西丰事件”后,县委书记张志国在上峰要求其辞职后依然占据那把交椅至今,不得不佩服这些特殊材料做成的官员,其心理承受力,钢铁不足喻其强,其彰显官威的脸皮,城墙不足喻其厚。
面对阜阳这样的恶性事件,再用什么政治伦理、道德品质来评价当事官员,已显幼稚。这些官员之所以在舆论风暴中岿然不动,是因为舆论和民意,还无法从根本上决定其官职的去留。这些官员的选任、提拔和奖惩,往往由某几个人甚至某一个人说了算,这种程序还不够透明,也缺乏刚性,很难保证公平公正。于是,一些恶性事件发生后,有关官员的处理,弹性很大,和上司对舆论的态度有关系,也和当事官员在官场内的人脉及危机公关水平有关系。因此当事官员如何承担责任便有了偶然性,在有些事件中,官员辞职或免职了,比如那位开车撞死人的当阳市女市长,有些更恶劣的事件中,当事者还坐着官位。这没有一定之规,完全因人而异,因事而异,因地而异。似乎只有上级重视,舆论才有力量。
在明清时期,如果发生这种恶性事件,面对汹汹物议,当事官员早就辞职了,绝无继续干下去的勇气。明末一些高级别官员在言官指责其德才不堪为官时,没有证实之前都先辞职以示清白。王朝时期官员并不是民选,而是朝廷任命,为什么他们的抗压能力反不如今呢?一是多数由科考出身的官员,无论个人品德多么差劲,但必定受到文官集团共同职业伦理制约,这些伦理有虚伪一面,但在公开层面无人敢挑战;二是他们对天道或者来世尚心存敬畏,比如今天北京大兴胡同明清两代是县衙所在地,至今墙壁上尚留一副对联:“阳世间伤天害理皆由己;阴司里古往今来放过谁。”以此来训诫过往的官吏。如果某些特殊材料做成的官员无所畏惧,对所谓的职业伦理道德都不足惧,那么制度的设计更为重要。
如果官员的选拔、监督和奖惩,没有一种符合现代文明规范的制度来调整,仍然由少数人或某个人控制失职滥权官员的处理程序,官员抗舆论压力的能力将会越来越强,更多的官员会形成对舆论的耐药性。
□十年砍柴(北京 记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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